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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志强：首先，激活古代典籍中的人权思想。中华典籍中蕴含的人权理念是当代中国人权观的源头活水，也是全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诸子百家，儒家“仁者爱人”、人“最为天下贵”和“有教无类”，墨家“兼相爱”，道家“齐物”、以对人类的“慈爱”为“三宝”之首，这些都是中华典籍中人权理念的具体表达。通过对这些理念的深入研究和探讨，可以激活古代典籍中的人权思想，从而更好理解和传承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。

其次，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，在互动中实现人权理念创新。孔子的思想曾深刻影响了伏尔泰等人，为法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迪，而近代以来，西方思想和文化进入中国。基于和平发展的世界浪潮，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走向世界，需要在“从中国看世界”和“从世界看中国”间交替，目光流转于中国与世界之间，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人权理念的鲜活生命。

在此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，我尝试从中华典籍中提炼出一个能代表中国人权原创性的概念——“道赋人权”。“道赋人权”是指基于“道”这一哲学概念所赋予人类的基本权利与尊严。其中，“道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深远意义，它代表着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、政治理想以及道德道义。将“道”与人权相结合，旨在强调人权的普遍性、历史性以及合作性，即人权是顺应天道、地道以及人道的必然产物。

一是要加强对中国传统人权理念的持续挖掘。学术界应系统性梳理、解读与阐释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，推动跨学科、多维度、结构化的综合研究。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，应推动中国传统人权理念的翻译工作，使其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加拿大问鼎，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阅读、理解和接受。这一目标的实现，离不开专业翻译人员和高质量出版机构的鼎力支持，同时也需要政府和文化界的积极倡导与推动。

二是要深入对中国传统人权理念的学理阐述。在充分挖掘中华典籍中人权理念的同时，借鉴现代人权理论的优秀成果，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揭示其与现代人权理念的契合之处及独特价值，应致力于将这些理念转化为系统化、结构化、学理化的理论表述，实现中华传统人权理念向中华传统人权理论的实质性飞跃。应邀请海外学者和专家，就中华传统人权理念进行研究和交流，在交流中镜鉴自身不足和优势，推动人权理念的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。

三是要致力于中国传统人权理念与实践的紧密结合，力求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与双向滋养。探索中国传统人权理念在当代社会的实际应用场景与价值，以实践为土壤，为理论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。通过将中国传统人权理念融入人权保障、法治建设、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实践，可更加直观地看到这些理念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效用性和独特性。实践应用不仅能够验证理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，还能为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供经验和启示，是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动力。

四是要积极、主动地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加拿大问鼎，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作为。在全球人权治理体系中，中国不仅应作为积极参与者，更应成为建设性贡献者。我们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，将中国传统人权理念的精髓融入全球人权对话与合作之中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、合理、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。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改革与完善，中国可以提出更多具有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，为解决全球人权问题贡献中国力量。(完)

刘志强，中国人权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，现为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(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)法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博士后合作导师。出版《中国人权法学理论建构》等专著12部。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22个课题。获第十届广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、中国智库索引(CTTI)智库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、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(人文社会科学)三等奖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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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外贸企业的支持力度。比如，持续加大低碳转型的融资支持力度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条件的外贸企业设备更新、绿色技术改造的信贷支持。同时鼓励金融机构为交通运输、仓储等外贸保障相关行业的低碳转型做好金融支持与服务。截至今年三季度末，绿色贷款余额35.75万亿元，同比增长25%，其中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的绿色贷款余额5.78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3.4%。

第三，持续提升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服务。人民银行、国家外汇局多措并举，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树立风险中性理念，指导金融机构基于实需原则和风险中性原则，积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汇率避险服务。今年1-9月，企业外汇套保比率27%，新增的汇率避险“首办户”超过3.2万家，中小微企业规避汇率波动风险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