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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授课中，检察干警深入浅出讲解了强制报告制度出台的背景、实施意义以及该制度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重要作用，结合该院办理的涉未成年人案例，阐明报告情形、报告主体、报告范围、报告程序、不履行报告义务的法律后果等内容。同时，重点结合妇联工作特点，就如何贯彻落实该项制度开展针对性讲解，并进行答疑解惑，为参与法治课的各位妇联干部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指引。

强制报告制度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强有力武器，也是保护未成年人的重要防线。下一步，泰安市泰山区检察院将强化与妇联组织的密切协作，加强涉未成年人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宣传力度，共同推动强制报告制度走深走实，让更多人成为未成年人的守护者，以“小切口”切实推动未成年人保护这一“大工程”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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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京报讯（记者张静姝）12月27日，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公布一起案例。李某作为护工在医院照料王某母亲时不慎摔伤，于是起诉雇主王某和中介公司。但因不具有护工资质，却仍在医院独自照护生病老人，法院认为李某应对自己摔伤承担50%的责任。从事家政服务行业的李某，经某公司介绍到客户王某家做保姆照顾其母亲，劳务费由王某支付，李某向某公司支付中介费。后王某母亲入院，李某同行成为护工，但其并没有护工资质。看护中，因王某母亲身体歪斜即将掉下病床，李某上前扶正时跌倒并受伤。后李某起诉至法院要求王某及中介公司赔偿其各项损失。王某反诉，要求李某退还其垫付的各项费用。法院表示，本案中双方一致认可李某和王某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，李某经某中介公司介绍到王某家做保姆，但在工作性质变为护工后，双方直接达成雇佣意向，中介公司并不知情，故其要求公司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。李某明知自己不具有护工资质，仍在医院独自照护王某母亲，应对自己摔伤承担责任。王某作为雇主，雇佣不具备专业资质的李某一人照看其母亲，在选任方面亦存在过失，故法院酌情认定双方各承担50%责任。最终法院判决，王某应赔偿李某各项费用4万余元，李某应退还王某垫付的款项1万余元。编辑杨海校对卢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