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应对信息灾难 ｜ 刍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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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国产手机”的价格逆势此次特别显眼，首先源于其最初市场定位在“务实”“性价比”上，与苹果这类高智性、奢侈品营销模式的产品形成了差异优势；其二也是因为在日用消费品消费普遍降级的背景下，手机价格普涨却依然销量不减，“三折叠屏”等高端机型更是迎来了“百万人排队”“黄牛围堵”的消费场景，着实形成了风景独好的场面。实际上，这种冷中独“热”的反差，恰是手机能逆势涨价的深层原因。

智能手机背后的技术媒介，已经是现代人的生活世界本身，是现代人一切经济社会关系的总体。2010年，在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的背景下，一家服务公司CEO在接受BBC采访中说，面对失业或经济萧条而不得不勒紧裤带的时候，人们倾向于去做的第一件事是消减在奢侈品方面的开支，15年前，为了省钱，手机可能会是第一批要消减的东西之一，“而今天，手机则会是人们最后才会放弃的一样东西，因为它在个体融入经济和社会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。”越是在个体与家庭经济严峻的时候，越不能与手机的世界失去联系。

也就是说，消费降级及其所指向的经济挑战，反而会客观强化手机的不可或缺性，会强化其在信息获取、社交维系、媒介生活的关键作用。比如，越是这样的时候就越会有更多的人进入短期择业、零工市场，手机是维系这类工作资讯的唯一纽带；比如，还会有大量再就业人群进入直播、短视频等线上劳动领域，手机更是线上职业的基本“劳动工具”。这样的消费者，恐怕正是国产手机的用户画像。

光明网评论员曾在此前的文章中提出，工业时代形成了一些消费品分类传统，比如分为汽车、电器这样的耐用品和食品日化这样的非耐用品，再比如分为便利品、选购品、特殊收藏品等等。智能手机也正在上述分类之中被定义和观察。但在媒介生存的视野下看，一般性的商品消费很难与技术媒介相关的消费相比，因为后者既非传统的需求性消费，也非单一的炫耀性消费，而是在建构现代人的生存体验本身。